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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朵雪花

南无阿弥陀佛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红歌的政治美学  

2014-12-07 19:12:5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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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一

中国对歌曲艺术的深入思考,起于春秋。后世音乐美学的见解,直至西学东来,都不脱于这一时期的源流。

春秋之际,是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。百家纷起,百家争鸣,各个学派激烈争辩,你来我往,各持见解,各有所见。

在音乐学一面,焦点集中于音乐的本质、音乐与现实的关系、音乐与政治的关系、音乐的社会功能,尤其是后三个方面,是中国音乐美学特别的侧重所在。春秋诸子百家,堪称中国思想的源头,从这个源头看,中国人就是这么的入世、积极,哪怕对音乐这么一种感性的、灵性的、神秘的语言,也依然无碍地套入政治学的伦理之中。

在这场论争中,墨家最“左”。墨翟是木工,在手艺上甚至与木工的祖师爷鲁班齐名。墨翟坚决地反对音乐这玩意儿,其否定之决绝,没留一点余地,用两个字来表态,就是“非乐”。

墨翟认为,音乐,“大钟、鸣鼓、琴瑟、竽笙之声”,能引起人的美感,使人快乐。但它的存在,上有害于国家的治理,下不中万民之利。“农夫”、“妇人”听了,一定会妨碍农事和纺织;“士”听了,一定会影响精力和才智;“王公大人”听了,一定不能“蚤(早)朝晏退,听狱治政”。如此一来,音乐的结果,必然是“国家乱而社稷危”。

墨翟主张“圣王不为乐”。在他看来,音乐越发展,治国就越难,用原话说就是:“乐逾繁者,其治逾寡”;“乐,非所以治天下也”。

墨翟“非乐”,在我看来不失为一件异事,要否定像人要吃饭这么自然的一件事,非异能者不能为。如果这事能让正常智能者想通,那么不外乎有三个事实:

一、墨翟代表了劳动阶层,对“王公大人”的奢侈淫靡,极其地看不惯。出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否定,他也否定了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,而音乐恰在其中,代表了享乐、豪奢、不务实。享乐、豪奢、不务实,在墨家一惯主张节简的思想体系中,这可是最不耻、最不能容忍的失德行为。

二、即使有这个事实,事情依然堪怪。按常人的经验,劳动阶层对音乐的需要,有时更在四体不勤者之上。音乐很可能起源于劳动,这个推断没有考古学依据,扯不清楚,不提也罢;但音乐对诸多农活、役事的辅助、助兴、提升之功,墨墨这个劳动者居然看不见、听不到。可能的解释是,此人是木匠,木匠虽是劳动者,但此劳动更强调手艺、精巧、个人性,这与力气活中发生的、往往属于集体事务的劳动歌,有点儿隔。

三、还可能有一个事实,最可能说通此咄咄怪事:墨翟是个乐盲。乐盲者,感知不到音乐何乐之有,自然对它也不会产生需要。

墨翟单纯强调政治和生产,把音乐与之完全剥离开,彻底否定音乐的社会功能,否定音乐。这极“左”思想可能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,在秦统一六国后,它也差不多就从历史上消失了。但也没有完全消失,我疑心,后来中国一直盛行玩物丧志说,一直有倾向将歌、乐、戏、曲等与美近、与事功远的艺术归入“没出息”、不务正业之列,可能是墨翟的徒子徒孙,是“非乐”的变种。

道家和儒家是另两派。道家似有“非乐”的外貌,其实质却是极致地肯定音乐。它对墨家、儒家的音乐功利主义都没什么好感,针对墨家对事功的孜孜以求,庄周讥讽说:“毁古之礼乐”,“去王也远矣”。意思说,你不是要追求王道吗?你那个否定音乐的高论,一头钻进王道里,却离成王之道十万八千里。

老子喜欢把话说绝,听起来极端,细想一想,往往却是哲学的极致:“五音令人耳聋”,这是他的绝论。顺着他的主张,庄子发挥说,要“攘弃仁义”,“擢乱六律,铄绝竽瑟”。那么音乐在哪里呢?在无声,所谓“大音希声”,“至乐”。“至乐”虽然听不见,然“其声能短能长,能柔能刚;变化齐一,不主故常”。既然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”,“无”就是“道”,那么音乐的大道,也便归于“无”;在那里“有无相生,……音声相和”,达到了音乐至高的“和”的境界。

道家看起来是在否定“声”、否定“乐”,其实却是在否定以“声”、以“乐”、以法度为代表的“礼乐”、“仁义”。它鼓吹的至乐,恰恰是超脱的,出离政治,只跟美、跟宇宙大道相和,一种高于音乐功能主义的纯粹精神性的审美。

儒家对音乐的思考最深入绵密,形成了完整的体系,《乐记》把它保留下来。

“凡音之起,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,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,故形于声。声相应,故生变;变成方,谓之音。比音而乐之,及干戚羽旄,谓之乐。”儒家这一段论述极为雄辩,代表了当时音乐唯物论的至高水准,即使放之于全球,也属相当高明。

紧接着,这《乐记》论述了音乐和生活、政治的关系:“凡音者,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,故形于声:声成文,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,以乐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,以怒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,以思其民困。声音之道,与政通矣。”

《乐记》强调音乐的政治、道德标准,所谓“德成而上”,有了合乎“礼”的思想感情,才是一流作品;而“艺成而下”,艺术性这玩意儿,不值得单独称道。“德音”、“和乐”应该提倡;“溺音”、“淫乐”必须反对。

“淫乐”之“淫”,并非指“色情”,而是过分。比如在孔子那个时代,儒家有一个美学判断——“郑声淫”,即是说郑这个地方的民间音乐,乱了法度,过了,必须抑止。

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教化,最后将音乐的法度直接与国家的法度,与“礼”,对应起来。对儒家来说,“礼、乐、刑、政”都是统治工具,这样就把一个音乐反映论(音乐是现实的反映)的认识,最终倒置过来,变成了音乐统治论(音乐是国家体统的一部分)。在儒家思想的波及影响之下,中国形成了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,形成了音乐的政治美学、治国之论。

道统思想,是中国非常强大也非常独特的思想,并成为各种思想中的核心思想。在此思想下,美没有独立的价值,而是一切价值都建构在国家、社会之上,服从于国家、社会的目的;各种艺术,都被收拾于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功利体系之中。关于诗,“诗言志”;关于文,“文以载道”;关于乐,乐音乃国音:音乐直接联系着国家的兴衰,乐可以亡国也可以兴国。

所以一个国家的不治,称之为“纲常失纪”,更称之为“礼崩乐坏”。

“礼乐”思想的创始者是孔子。孔子生于乱世,生于忧患,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天下秩序,恢复盛世周王之礼。但此时的春秋世界,实在已经乱得不成样了。

据《乐记》记载,西周有一台大型乐舞叫作《大武》,描写了武王伐纣之功,是周朝开国第一大乐。其曲式结构完整,以宫、角、徵、羽四个正声为骨干,不用商音。孔子看了《大武》,《大武》已非当年的《大武》。

孔子问侍坐在帝的宾牟贾:“声淫及商,何也?”(声音不合法度出现了商音,这是为什么呀?)

宾答:“非武也。”(这不是《武》的声音。)

孔子又问:“若非武音,则何音也?”(假如不是《武》的声音,又是什么声音呢?)

宾答:“有司失其传也。”(这是乐官在传承中造成的谬误。)

可叹孔子,生在一个已经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。

红歌,现在叫这名称,以前的叫法——革命歌曲,无产阶级大众歌曲,健康文艺歌曲——一般指中国gcd成立后迄今,具有革命精神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歌曲。

红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、政治性,这阶级性、政治性,正是红歌之红,是红歌的灵魂所在。在它产生的年代,这政治性表达出来就是,立场正确,态度鲜明,服务于人民大众,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。

红歌服务于政治目的。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是一份关于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件,提出“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,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”,成为文艺界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。在这篇重要文论里,毛泽东明确说,“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,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。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,是齿轮和螺丝钉”。

近百年来,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,经历了漫长的民族解放的斗争,经历了漫长的争取民族自立、民族崛起的斗争,红歌就产生在这些历程之中。以历史的真实背景观之,虽然它有明确的功利性,却也是比较自然地产生的。在集体主义、团结统一的年代,为了民族共同的追求,为了人类共同的事业,当歌声响起,万众一心,激情满怀,斗志昂扬,曾经是多么普遍的场景。

红歌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表现,统一思想,凝聚人心,以达成某种集体的事业,是它独特的政治美学。说它独特,却也并不孤僻:在组织行为学中,举凡组织之中、需众人协力以达致某种集体目的的领域,都用得着它;歌曲的政治美学,在这些领域可说是具有一般规律性的认识,现在的应用也非常普遍。

企业有企业文化,厂有厂歌,社有社歌。在日益高级化的管理学理论中,关于员工对企业目标、自身岗位的认定,有“项目——任务——责任——使命”等程度不断提高、使命感不断上升的一个序列。员工接受指令、领取任务,认同“项目”是初级;需不断提高认识程度;到认同“使命”这一层次,已经有了宗教组织般的、神圣事业的味道。

红歌曾经达到的程度,即是“使命”,是政党、文艺工作者及工农大众对使命的共认。在集体的事业中,只有融入集体,成为集体的一员,成为共同事业的一分子,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“齿轮和螺丝钉”,个人才是有意义的。个人的生命价值,取决于集体的价值。这种政治美学,演绎到极致,就是纯而又纯的革命成了唯一目的,集体的事业成了人的唯一属性,集体的价值成了人的唯一价值。虽然这可能最终导致了荒谬,却是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,内中并无任何逻辑矛盾和价值冲突。“文革”十年,它就发展到了这样的极“左”、极“纯”的程度:有涉个人情感的歌曲都成了毒草,包括爱情、友情、个人悲欢都不能唱,所有的红歌,都是关于事业的歌唱,只有这是唯一正当、唯一正确的。

建国60周年之际,中宣部等十部委曾推荐“爱国歌曲大家唱100首”,现被通称为“红歌100首”。我粗粗统计了一下,这些歌曲的创作和流行年代,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,到2009年建国60周年庆典之际结束,涵盖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世纪。其中,1949年以前的歌曲,约占十分之一;1949-1976年的歌曲,约占十分之四;1977-1999年的歌曲,约占十分之四;2000年代的歌曲,约占十分之一。

1999年之前的歌曲,大都有比较强的政治背景,一些歌曲甚至直接是因事而生,因某种形势需要而生。如《保卫黄河》、《游击队歌》是抗战歌曲,《南泥湾》是歌颂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,《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》是1961年北京举办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的迎宾歌,《翻身农奴把歌唱》是反映西藏和平解放、农奴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,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是农村改革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歌,《春天的故事》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故事……这里面比较容易被误认的是关于红军的歌曲,它们并不产生于红军时期,而诞生于1949年建国后。

2000年代的歌曲,甚至也包括一些80、90年代的歌曲,虽然也多有特殊的创作事由、政治背景,但其政治意义比较含糊,有时是概念宽泛的拥军、爱党、爱国歌曲,有时甚至背景语义复杂,与红歌指向的红色语义并不一致(关于此,下文将进一步述及)。

这样粗粗扫过,我们已经能很清晰地看出,红歌与普通流行歌相区别的最根本特色,乃在于它是一种服务政治的歌曲;服务政治,是其旗帜、歌魂、时代性、歌曲的意义所在。在红歌的政治美学里,毛泽东曾论述得旗帜鲜明:“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?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,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、资产阶级的、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,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、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。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,在阶级社会里,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,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。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……”。而红歌的创作者,大多即秉承了这种革命的信仰、革命文艺的理念。比如李劫夫,那个年代公认的革命作曲家、“时代的歌手”,有人统计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的作品,发现八年间发生的重要事情,出现的重要人物,无一不在他的歌曲中。解放后,这个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的人,当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。他的创作习惯依然——哪里发生了大事,他就奔向哪里。“鞍钢”,“大庆”,农村、机关、部队、学校,处处是他的身影。1966年3月,河北邢台发生地震,余震还没解除,震区已经传出劫夫为抗震斗争写出的歌曲。

政治统帅,政治是灵魂。

集体的事业,共同的目标,统一的价值观,对责任与使命的共同认同,是红歌之所以能感召人心的根本力量所在。

100首红歌,按内容划分,可粗略分为以下七类(名单附后)。揣摩其内容指向上的特点,更容易把握红歌政治美学的根本。

军歌类:军队最大的特点是服从命令,在各种组织中,军队是政令贯彻最为严格的组织。服从党的领导,党指挥枪,军队忠于人民,克服一切困难,外御敌辱,保家卫国,是其最核心的政治使命。

英雄类:在民族危亡面前,英雄的感召力,“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,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”的事迹,可歌可泣。20世纪,中华民族曾面临两次外敌入侵的危机,为民族的利益而牺牲,这是生命所能够作出的最英勇的决定。

领袖类:领袖是组织的领袖,是集体意志的象征,代表着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英明,是一面旗。对领袖的赞美,实际上是对集体事业的赞美,对组织领导核心、现行政治正确的肯定。领袖颂歌,是统一思想、团结一心、共创现在和未来的有效形式。

爱党爱国类:党,是集体事业的领导组织。国,是民族凝聚的共同体形式。爱党爱国,是集体对自身的赞扬,表达伟大、光荣、正确,感恩、归属、拥抱之情。此类歌曲,是对集体事业、个人归属于集体事业的骄傲的认同。

岗位类:这是在集体中对自我身份的确认,对集体的奉献是其主要内容,自豪感是其主要特征。

故乡山川类:是对集体事业的另一种肯定形式。往往以故乡山川的新颜新貌,抒发对形势一新、山乡巨变的喜悦,由此对某项政策的正确表示拥护;或以物咏怀,表达集体事业所需要的民族精神、集体品格。

幸福生活类:歌颂幸福生活,随着近60年历史阶段的演进,依次等同于歌颂新社会,歌颂新时期,歌颂新时代……

红歌及其政治美学,在1980年以前,是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,绵延达半个世纪。

与其盛期对应,那也是思想一统的时代。在上世纪70年代,歌曲的政治伦理到达了这样的极致:通过对毒草的清理刈除,红色歌曲变得无比“纯粹”,凡政治过关的歌曲,无不表达着政治正确;歌曲的内容,无不表达着集体的事业、领袖的意志;各阶层角色分明,无不是集体事业的某分子:工人、战士、社员,共产党、共青团、共产主义的接班人……整个社会成为一部革命机器,所有人成为机器的“齿轮和螺丝钉”。

改革开放之后,一统化的思想格局渐渐成为过去,以集体事业建构起的价值体系,容纳进异质,出现另外的眼光。

首先是“幸福生活类”歌曲的出现,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潮流,如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,就是潮流中的一朵浪花:

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/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/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/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

啊,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/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

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/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/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/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

啊,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/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

有什么不同吗?好像没什么不同。以现在的眼光看,这首歌甚至与历史上最红的红色歌曲一样,非常革命,充满了政治色彩。但是,“爱情”、“花儿”、“亲爱的人啊”,这是些在60、70年代的歌曲里被净化掉的词汇,它的美学指向,它所指向的幸福,简直无处隐遁。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虽然继续在抒发长征路上战斗、为祖国贡献力量的豪情,但歌唱的却并不全然是集体的事业,而将憧憬挥洒于生活,将愿景设定为“生活充满阳光”。仍然以我们为主语,仍然是集体事业的赞歌,但与集体事业的纯净的价值体系已有所不同。虽然一时充满争议,不乏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声声批评,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等15首歌曲,却成为全国票选的首届“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”。

中国音乐政治学的鼻祖,将制乐与治国合一的儒家,其唯物论的音乐美学思想中还有一条名言:“乐者,像成者也。”意思是,音乐,是反映已经完成的事物的。

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悄无声息地演化。表面看起来,它是在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这一类歌曲中,被一波一波不断演进的歌曲潮流改变了颜色,不断被更改;实际上,“像成者也”,歌曲只是事物的表象,真正变化的是人心,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式微,发生在早已发生的人心的变化上。

红歌及其政治美学,退潮的速度非常之快。仅仅五年之短,它原有的内核已经完全涣散。

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巨变的时代,巨变之大、巨变之快、巨变之多,使人们很少反省追问:曾经的时代主流,那个庞然大物,那个将亿万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时代精神,何以一下子就不见了呢?

我推想,有这样的几个关键:

——红歌及其政治美学之上,确实是一个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。万众一心,极其广泛;大公无私,极其彻底。它有人所共认的集体的事业,人所共认的集体事业的目标,神圣的未来理想社会,神圣的人类伟业;所有人等,均匍匐在这个基本认同之下。个人的人生,在这个宏伟的目标、神圣的事业中,被赋予了神圣性,获得了毫无疑义的生命价值,由此产生光荣、自豪、骄傲,产生人生前途的无限光明感觉。红歌及其政治美学,其实是在这个宏大建构中矗立起来的音乐丰碑。

——打开国门之后,“我们的幸福生活”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现了形,政治宣传失去了诚信。

——“文革”结束后,领袖的政治错误被披露,上层人物的私人生活被曝光,“神圣”露出了它不神圣的背面。

——经济搞活、发展、先富起来……在政治目的、社会目标全面转向经济的方向之时,价值体系也在位移,物质生活的意义和私利,登上了台面。

——共认的集体的事业,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,逐渐变得模糊;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系,便在这个过程中离散、淡出。

歌曲风尚的变化,只是以上这个无比广泛、无比深刻的社会大变局的反映:

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,在邓丽君歌曲中,个人情感被肯定;

80、90年代,眼花缭乱的流行音乐,将个人世界的意义不断地表达;

1986年,崔健唱出了《一无所有》。在国人的广泛回响和普遍认同中,这首歌呈示了这样的现实处境:物质赤贫,精神失落,一无所有。2009年,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一系列歌曲回顾中,这首歌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作品。

2010年代,个人思想纷杂,价值极为多元。在歌曲的世界里,港台歌曲、流行音乐轮番登台,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主流。

“100首红歌”,对这部分作品也有留意,虽然比例不大,港台歌曲、大陆流行歌曲却都有入选,一共8首。

个人主义、价值多元的世界,与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世界,完全是两个世界。表面看都是爱国歌曲、民族颂歌,内里的复杂、矛盾,一言难尽。

貌虽合,神相离。举两首歌曲为例:《东方之珠》表达的,不单纯是对黄色脸孔、中华民族的归依之情,其更大的主题,是对香港未来的忧虑、对“九七之变”的担心;《龙的传人》诞生在1978年的台湾,其时台美断交、中美建交的消息传来,在官民两界引起“政治地震”,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一时高涨。它们与大陆的主流政治并非一路,论及红歌政治美学的核心——集体的事业、共同的目的、服务于政治的要求,流行音乐就是流行音乐,意义纷杂,立场和态度完全不同。

眼前这个个人主义、价值多元的世界,给人们带来的并不全然是欢乐、自由、活跃、丰富,它也同时在展露令人忧心的面相。人心的离散,道德的失范,精神的寡薄,拜金的疯狂,使社会肌体不断遭到侵蚀、毁坏,社会整体不断遭到分崩、离析。

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的“三鹿”倒下了,“皮革奶”、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;苏丹红被揭露了,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;河南的“健美猪”被曝光了,“化妆猪”又在重庆登场;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,安徽、新疆又出现了“奴工”。

当前的中国,特别需要两个东西:需要凝聚人心,需要道德立范。

人心的离散,音乐是最明显的反映。带着强烈的精神诉求,在时代变局之初一度有轰动效应的中国摇滚乐,现在已完全退出公众视野,即使是崔健出了新专辑,也不过是几天的热度,闻听者的比例,在人群中千分之一都不到。流行音乐也早已失去主流,没有真正的大众歌手,所有歌手都很小众,2000年造成了最大的流行现象的周杰伦,其歌迷也只是人群中的一个微小局部,其一张专辑的销售量,卖到最好,不过一两百万。

红歌及其政治美学,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提起、关注、讨论。对一个国家来说,对民族的事业来说,凝聚人心,实在是最基本的事。

凝聚人心,道德立范,面对的却是最深层的问题。歌曲能够凝聚人心,但能够凝聚人心的歌曲,从来有一些基本条件,那是一个群体、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精神。今天,在凝聚人心的道路上,这样的问题会被时时追问:我们共同的目标有吗,是什么?准备要追求的、人所共认的价值观是什么?集体的事业何在、使命是什么?人生的意义是什么?

 

注:关于春秋时代中国音乐美学的相关论述,均来自《中国音乐史略》,吴钊、刘东升编著,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第2版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摘自《南方周末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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